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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沙网上娱乐赌博 时间是会教育我们的

发布日期:2020-01-11 09:21:05

金沙网上娱乐赌博 时间是会教育我们的

金沙网上娱乐赌博,“《江湖儿女》里,男人糟糕一点,女人比较坚持自我。但我整个写剧本的过程确实是被斌哥感染的。他有缺点,显得糟糕,但他离我确实很近。”

记者/宋诗婷

2013年5月18日,贾樟柯在第66届戛纳电影节上

三联生活周刊:《江湖儿女》与之前的电影《任逍遥》《三峡好人》的关系很密切,再回到大同、奉节拍电影,有什么感受?

贾樟柯:这是第三次在大同拍电影,让我最震撼的还不是变化,而是不变。《任逍遥》和《江湖儿女》都拍了那场巧巧和父亲走过河滩,去等公交车的戏。17年了,那个河滩、公交车站还有远处的宿舍楼没有一点变化,唯一的变化就是马路上的公交车。我们这个社会飞速发展,但有非常多的类似的角落被遗忘,被抛弃了。有时候我们被变化震撼,但变化多了,那些不变的东西可能震撼感更强。

三联生活周刊:《江湖儿女》更像是一个女人的成长史,好像从《山河故人》开始,女性角色在你的电影里越来越重要了。

贾樟柯:这是近几年非常大的变化,是一个渐进的过程,到《江湖儿女》就很彻底了。过去,赵涛演了我那么多的电影,对她个人来说是很吃亏的,因为我的电影大多是男性为主,女性是为电影添彩,或者是相对边缘的角色。我当然没有刻意为之,只是当时那个时间点上你关心的就是那些事。

时间是会教育我们的。这十几年,我们一直追逐某些东西,男性被社会裹挟的程度更强烈一些。男性更易折,更容易被社会塑造,女性不一样,她们更有韧性。特别是当我回望那些我曾凝视过的地方,想让新电影和《任逍遥》有一点关联的时候,我就更能看到这些男性的弱点了。所以,《江湖儿女》里,男人糟糕一点,女人比较坚持自我。但我整个写剧本的过程确实是被斌哥感染的。他有缺点,显得糟糕,但他离我确实很近。

《任逍遥》里的巧巧,贾樟柯在《江湖儿女》里沿用了这个人物

三联生活周刊:这也是继《山河故人》后又一部时间跨度很大的电影,最近几部电影都是段落式、时间跨度大的,为什么喜欢这样的故事?

贾樟柯:之前拍的大多是一个切面,生活的切面,没有时间观念。年轻时很难懂得在时间这个维度上思考问题,没办法把一个人放在比较长的时间里观察和描述,有了一定阅历和经验,才会有这种思考方式。我曾开玩笑说,活到40多岁,命运也来回好几轮了,也经历了点事情,可以写一些跨度长、复杂一点的故事了。我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,我得忠于我自己。但我相信这个阶段不会太长,拍完《江湖儿女》已经有点没兴趣了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上次你聊到,很多中国导演不擅长处理时间,具体指什么?

贾樟柯:我做这个评论可能也不太合适。我们的电影传统受戏剧、戏曲影响,所以注重戏剧性、造型和空间塑造。至今,我们拍电影都叫“拍戏”,“戏”是非常重要的,再加上这几年学好莱坞,这就导致我们长期以来看电影都渴望戏剧性,特别强调故事,而在时间层面就不太好叙事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你怎么关注到时间这个层面的?

贾樟柯:我体会到的最玄妙的时间处理是布列松的《死囚越狱》,那犯人每天磨一把勺子,这种重复带来监狱生活的枯燥和禁锢感,勺子越磨越尖锐,越像一把匕首,时间带来了叙事上的进展。这种时间的美感常常被我们忽视掉了。

三联生活周刊:还有一部筹备了很久、时间更久远的片子《在清朝》。总觉得你这个从个人经历出发,到关注社会、时代变迁的路径和侯孝贤有点类似,他也一样,拍了很多现实主义题材,然后突然拍了一部古装片。

贾樟柯:不太一样,我还是现实初衷。我自己经历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,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,大部分在“文革”期间出生,“文革”刚结束时开始接受教育,所受的历史知识、社会知识教育都不是系统性的,是后天慢慢接触、慢慢理解形成的。我之前一直对1978年的改革感兴趣,但当你经历了它,再读一些历史就会发现,真正的变革是从晚清开始的。如果没有对当下这连续20多年当代生活的关注,我也不会对这段历史感兴趣,它和当下的生活密切相关。

《三峡好人》里赵涛饰演女主角沈红。在新片《江湖儿女》里赵涛重复了这个造型

三联生活周刊:你曾说80年代后,整个电影是世界性退步的,这几年往前走了吗?

贾樟柯:更不容乐观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为什么?

贾樟柯:题材、手法、观念,还有电影文化环境都不乐观。最近几年,我总看到一些影评人特别兴奋,说某某某电影有很多创新。我看了并不觉得,那些他们所说的创新可能五六十年代就有了,虽然比较小众。创新本身肯定是建立在对电影史的了解上,但现在很多影评人都缺乏对电影历史的认知。20年前我遇到的那些早期影评人,他们都对电影的历史有着严谨、完整的掌握,今天我们遇到的,很多都是爱好者,自身的知识是没有形成系统的。他们能写电影文化,但是乱掉了,这个是国际性的,电影文化有种衰退的感觉。

三联生活周刊:《小武》时期,状况好很多?

贾樟柯:那时大家的知识都是有系统的,不只是电影知识,任何知识都是。每个人都在各自的系统里思考问题和理解问题,有成熟的研究方法和感受方法,所有的认知都建立在掌握一种系统的基础上。但互联网打破了这些,所有知识都是片段的、零散的。现在,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标题——史上最佳、华语片最佳,这肯定不是建立在对整个系统的了解之上,太不严谨了。怎么去识别和归纳这个时代的创作,现在出现了很大问题,这不仅局限于电影领域。

三联生活周刊:所以你说,对当前的电影环境很失望。

贾樟柯:困扰我的都是创作之外的事,为了一部电影要消耗的无谓的事情太多,协调、沟通、解释,甚至发行,导演都要冲在前面。我是特别不喜欢解释自己作品的一个人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但你的确是对自己的电影阐述最多、最完整的华语片导演之一,“之一”甚至可以去掉。

贾樟柯:从我个人角度来说,我最讨厌解释自己的作品,电影拍出来就拍出来了,大家怎么看都行,导演何必喋喋不休。但现在电影发行没办法,导演必须是最投入的。

三联生活周刊:所以商业性这件事,对你有诱惑吗?在我看来,《江湖儿女》中,你从用人和讲故事的方式上似乎都有更大的商业企图心。

贾樟柯:我不会分艺术和商业,哪天我拍一个枪战片,从头打到尾,对我来说也是艺术电影。我非常渴望观众,没有导演不渴望,但我不会说为了商业去拍一部电影,那个思维角度和初心是不一样的。每部作品的命运都不一样,有的观众缘好一点,切中时代情绪,大家就爱看。但一个导演不应该琢磨时代情绪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你对时代很敏感啊。

贾樟柯:我对社会氛围和时代变革敏感,对情绪不敏感。观众最近喜欢看喜剧还是悲剧,心情是不是很压抑这些,我不太关注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但从目前的市场来看,商业和艺术几乎是矛盾的。

贾樟柯:这和我们所处的阶段有关,电影工业不成熟,电影观众不成熟,导致电影文化不成熟。在中国拍电影有个标签很重要。

三联生活周刊:怎么讲?

贾樟柯:所有东西越简单越好,所有的运作、操作,还有人们对电影的期待都是纯粹的商业片,得是能用标签概括的题材和关注点。提到艺术电影就都是原教旨主义的艺术电影,天然地远离观众,甚至主动拒绝观众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你好像一直很擅长平衡自我表达、艺术与商业,《二十四城记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,虽然当年也争议颇多。

贾樟柯:直到今天,《二十四城记》都是大众对我的一个巨大的误解。那部电影确实和地产品牌有一个合作,但那不是品牌找我拍的,是我看到一个拥有50年历史、两万员工的国有企业被买走了,马上要拆掉,觉得这是当下生活里很重要的一件事。而且,当时房地产兴起,它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不容忽视,所以才想去拍。这里面有五六万人的生活记忆,还有社会变迁,原有生活被打破,人们何去何从的问题。

吕丽萍出演了贾樟柯的伪纪录片《二十四城记》

三联生活周刊:你一直在拍“拆”。

贾樟柯:之前拍的都是大背景,是个社会氛围,不是叙事本身。《二十四城记》是“拆”作为叙事本身,我特别想去拍的。然后就去了成都,进不去工厂,后来找了华润,才有机会进到车间、厂房。观众太多误解,觉得那是个商业广告,拍广告哪有拍这个的,后期过审也很艰难。

三联生活周刊:涉及到房地产,大家都敏感。

贾樟柯:对,大家只觉得这中间有利益捆绑,不觉得这个事件和这些人也是值得去面对和表现的。今天,我们的国民经济、所有人的生活都受到房地产的影响,现在回头看当年那个时间点,《二十四城记》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,它代表了我一部分宏观思考能力,我很高兴,10年前能触及这样的题材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不论商不商业,能持续不赔钱是不是一个导演保持创作生命力很重要的条件?

贾樟柯:当然,而且我是独立制片过来的,必须算这个账,否则拍完《小武》就没有《站台》了,拍完《站台》就没有《任逍遥》了。艺术家当然可以不在意这些,但在创作的连续性上会有折扣,有时做不好,可能五六年拍不了电影了。这期间你那么多鲜活的感受怎么去呈现?电影表达的连续性非常重要,五六年拍不了一部电影,生理问题怎么解决?会很难受的。

影像自由

三联生活周刊:这些年在各种场合接触很多年轻人,觉得他们和你当年,还有你电影里描绘的那些年轻人相比变化大吗?

贾樟柯:有非常大的变化,现在的年轻人更自由,更自我,但普遍来说,不太愿意做一些担责任的事。就像我有个朋友,他有一家公司,做节目,也做电视剧。他们公司有个小男孩,特别聪明,偶尔让他负责做个什么,他都做得特别好。朋友就找人家谈话,说要培养他,让他做导演。结果人家说,谢谢,我不当导演,太累了,我就干我手头这摊事就行了。这就是现在年轻人的心态,没那么大的企图心,对权力、对成功的欲望淡很多。这也是一种进步,过去我们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你年轻时候对权力、对成功的欲望很强吗?

贾樟柯:就是你还是会为一个比较不切实际的目标努力,我想当画家,后来又想当导演,总有个比较高的目标牵引着自己。现在年轻人的心态是优点,也有缺点,可能他们对自我潜力的挖掘不够。当然,他们不在意的话,也无所谓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你们那时候,很看重自我表达,这些年,类型片、商业片出道的新导演越来越多,这个变化你怎么看?

贾樟柯:我倒不这么觉得,因为一直以来我都看很多独立电影,也关心年轻导演的创作,只能说这几年,商业电影的声音更大了,独立电影的作品量也在增加,却没有一个有效的传播渠道,和90年代相比,声音弱了很多。整个宣发体系和媒体在变化,特别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经营性的自媒体,独立电影出不起这个宣发费用。《小武》时,我们哪里有什么宣传费,都是大家自发地传播,有时你还不知道,媒体评论就出来了。那时,媒体和文化界对一些反叛的文化敏感,也愿意向大众推荐,现在就弱很多了。

三联生活周刊:当年《三峡好人》撞档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,你对院线排片之少很不满意,说“想看看在这样一个崇拜黄金的年代,有谁还关心好人”,现在怎么看当年那场争端?

贾樟柯:当时我也不反对商业化,我一直说,中国能诞生独立电影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成果。当年,《三峡好人》反对的不是市场和商业,而是不公正的市场。当年主要的矛盾是,国家组建了一条数字院线,数字院线是国家出钱组建的,原意是降低胶片拷贝的宣发成本。数字院线本来是要支持国产电影,支持艺术电影的,但当我们发行方和数字院线去对接时,他们不接受我们的电影,原因是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和他们签署了排他协议。当时,我一下子就想起广电总局解禁我们这批导演时说的那句话:“今天我给你们解禁,但你们要明白,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。”一下子我就愤怒了,觉得一定要为行业发声。

三联生活周刊:现在看,当时的发声产生切实的影响了吗?

贾樟柯:我觉得有影响,虽然商业电影的强势甚至垄断一直存在,或许更严重,但它没那么盲目,没那么明目张胆了。包括后来艺术电影联盟的建立,大家还是会逐渐形成一种认识。有些事,你不说,观众不会明白,只有正视问题,去谈论它,才能得到关注,慢慢被解决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但目前的市场和体制里,这个过程太漫长了。

贾樟柯:它不是一个人能解决的事,但如果每个人都放弃这种抗争,那就永远解决不了了。

三联生活周刊:观众那个层面呢?审美和意识在变好吗?

贾樟柯:年轻观众越来越开放了。和行业内喜欢聊概念、标签相比,他们更尊重自己真实的感受。现在的年轻人看电影、美剧、英剧比较多,观影经验好很多,最明显的感觉是,越来越多的观众能接受长镜头了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但更多人还是喜欢“开心麻花”,喜欢《前任3》那样的喜剧或者话题性电影。

贾樟柯:这是当然的,我说的是绝对数量,而不是观众比例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你对现在市场上这样的爆款电影,话题性电影怎么看?

贾樟柯:挺正常的,艺术电影领域也有很多俗套、常规的东西。比如今年我做评委的一个电影节,15部参赛片,6部是拍青春的。题材是什么?就是大众的兴趣点和话题点,它不仅是商业的,艺术电影也有这个。题材上的陈词滥调我不太喜欢,这也是为什么当年拍《三峡好人》之前我特别抗拒去拍三峡,后来是机缘巧合走到那里了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你是比较早用数码技术拍电影的中国导演,文章里还写到,数码给予大家影像上的自由平等。十七八年过去了,你会不会觉得,数码带给大众的自由过于自由了,是没有约束的自由。

贾樟柯:这不是数码的错,在面对这些问题时,我们不能叶公好龙。数码是无罪的,它帮更多人实现了拍摄自由,接下来就是人的问题了。这个东西很像民主,你民主了,每个人都可以发言,大众的发言水平就是参差不齐,但你不能因为这个来怀疑民主。

三联生活周刊:数码带来的自由也有个训练、提升的过程?

贾樟柯:慢慢地还是会有个标准,大家会自我训练,技术和审美上都会提升。我对这个还是很乐观的。

去贾樟柯化

三联生活周刊:记得你在《贾想》里写过,你电影里的人物都是“非权力的拥有者”,说这话时,你的生活状态离这些人还很近,现在是不是远了点?

贾樟柯:我觉得不远,生活很多时候就是一步之遥,你有那个感情,那一步很容易跨过去,感情没了,就怎么也跨不过去了。我有一半的亲戚都是农民,表哥、表弟的孩子都在农村生活,每次回汾阳我都还会见那些在机关、银行工作,当老师、当工人的同学、朋友,只要情感上不切断和他们的关系,就不会远。

三联生活周刊:最近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和老家有关的事?

贾樟柯:经济不那么活跃了,可能有点像2000年前后,可能性又减少了,整个社会进入一个没有信心的状态。有些事很具体,比如说税和“五险一金”的问题。在山西,很多企业是不按规定发放“五险一金”的,所以这些人生活上的安定感现在就更差了。今年春天的雪比较多,亲戚家的核桃害了霜冻,收成不行了。要知道,核桃是我们那儿农村非常重要的经济来源,这种情绪和变化你能感受到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你说《三峡好人》得奖的2006年是本命年,经历了很多事,今年又是本命年,还有那种禁锢或压抑感吗?

贾樟柯:还有。说实话,我对自己这个已经选择了20年的职业还是非常犹豫。我经常有一种脱离现有生活的想法,比如去山东某个县城里租个房子,开始新的生活,认识新的人。或者跑去贵州开个店,谁也不知道我的过去。这些想法常常要被压抑下来,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

三联生活周刊:类似的想法通常在什么情况下出现?

贾樟柯:我也说不好,一种情绪之下。双子座,总觉得有另一个自我在呼唤自己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事实上,你正走向这种避世生活的反面,电影稳定产出,商业上的事也越来越多。你曾经说过,要警惕滥用权力,觉得自己现在利用得怎么样?

贾樟柯:我可没有什么权力。

三联生活周刊:指的是现在能掌控的事和资源越来越多,话语权越来越大。

贾樟柯:我只是能力所及地做一些事情,不是能动用的资源多了,只是在行业里20多年,积累的资源多了。当年那些朋友、同学也都慢慢成为各个领域很杰出的人了,能给你提供一些帮助,这是不能否认的。但这也不是权力,像我做平遥国际电影展,这就是个市场化的经营,繁琐的事很多,还得一件一件解决。

三联生活周刊:做这么多事,另一个自我就很厌烦?

贾樟柯:我十七八岁时就打算以后不参加工作,立志做个闲散人员,现在看起来好像做了这么多事,但所有事,一旦上了轨道我就要给自己恢复自由身。像“柯首映”,我们做了两年,第一年费心费力,做出了一个模式,现在我已经一年多没去过那个办公室了。一件事做起来,能做多久,做到什么程度,我不会去干涉太多。电影节也一样,第一年选片、找人、找赞助我都要去面谈,亲力亲为,今年就不一样了,我只是一个参加电影节的人,不是组织者。我不想让影展变成贾樟柯的影展,个人色彩太强不是好事,所有这些都要去贾樟柯化。

三联生活周刊:能心宽地放手?

贾樟柯:必须放,因为我也不想生活在我自己创造的体制里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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